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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牯牛---汪伟的博客

水牯牛者,喜水而终生奉献于人之牛也。鄙人乐水,且尽职如牛,故以之为吾博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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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退休赋闲自由人,含饴弄孙乐天伦。家事国事天下事,匹夫有责与时进。 弹指键盘游网络,四海交友真诚心。观光旅游潇洒过,逍遥自在度余生。

我的初中学生活  

2007-09-30 06:52:04|  分类: 18、岁月足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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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初中学生活

 

金华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学,无论环境条件,设备设施,还是师资队,都是相当好的。

解放前,射洪的县政府就在金华镇,解放后,人民政府才决定把太和镇定为县城。但人们还是把金华中学称为一中,把位于太和镇的射洪中学称为二中。

金华中学的一九五五春年级,又叫作十班,分为两个组,我被编在十班乙组。当时,国家为了加快人才培养,对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春季招收的学生,实行学制改革(只学习两年半,与秋季招收的学生同时毕业)。我当时还非常高兴,以为我考起九班未能读成,现在照样可以同九班同时毕业,似乎得到了一些安慰。

金华中学当年的校长是杨林,大约不到一个学期,杨林就调走了,喻宁锡来接替了校长职务,冯心一调来担任副校长,曹随和张玉伯担任教导主任。一直到我们毕业都没有变动了。

学校的实验仪器、标本和药品都相当的齐全,物理、化学、生物课程的演示实验、学生分组实验都能开展。

第一学年第一期是赵协勋老师(后来调入射中)作我们的班主任,并给我们上算数课。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是蒲庭松老师(后来调入射中),上生物课的是程孟节老师,上地理课的是简登元老师(后来调入射中),上古代史课的是喻洪钟老师。上美术课的是马德老师。上体育课的是陈玉清老师(后来调入射中)。

第二、三学年先后作过我们班主任的还有喻洪钟、宋和湘、蒲庭松老师。为我们上过语文课的老师还有陈源清(后来调入射中仍然教我们语文),宋和湘老师。教我们英语的是梁工凡老师。教我们代数的是李时谦老师(后来调入射中,教我们制图)。教我们近现代历史的是李显华老师(后来调入射中),教我们几何的是蔡老师,教我们物理的是胥红珠老师,教我们化学的是马德老师。

进校后的第一个月就评定了人民助学金,我获得的是丙等(大约甲等六万元、乙等五万元、丙等四万元)。学校的集体伙食,每月大约就只需四万五千元左右。由于第一个月是自费交的,所以第一个月的助学金就没有发给了本人,而是存在学校。以后就直接拨给伙食团,按当月的伙食实际开支多退少补。当时很多同学都是读翻身书,尽管助学金的比例较大,享受到的人也较普遍,但是在伙食之外,仍然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上的开支,所以有很多同学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很多同学都和我一样,买不起牙膏,我们都是光牙刷刷牙。用香皂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我买不起练习本,就买草纸来自己订本子,当作练习本。我是将第一个月发的助学金,精打细算,计划着用于以后几个月补交伙食费和其他必须的各项生活费用。有了助学金,可以说读书的最大困难就得到了解决。这也许就是新中国第一代读翻身书的广大学生,之所以能树立正确的为人民而学,为祖国而学的学习目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也是这一代人,永远的,无比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华中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在每学期初都要指导学生订出自己本学期的学习计划。其内容有学习目的,要达到的学科学习目标,学习时间安排,落实计划的措施等。由于期期如此,就渐渐地培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由于学习目的明确,目标具体,措施有效,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他最理想的学习效果。我当时可以说对每门功课都是感到新奇的,各门学科都认认真真地听老师讲授,专心专意地作好笔记,一丝不苟地完成作业。所以我既不感到那门学科难学,也不厌恶那一门学科。李显华老师教中国近代历史时,我就被选为学科代表。至今我都对近代历史较为熟悉。简登元教世界地理时,记得指导我们画地图,我就画过一幅美洲大地图在全校展出。

我也热心班上的公共事务,有一学期同学们还推我作生活委员。我按照生活委员的职责,对班上教室和寝室的清洁卫生都要天天检查,要督促当天的值日,一定要达到学校的统一要求。记得有一次都上晚自习了,当天担任教室清洁值日的同学,还没有把扫在教室后面的垃圾撮走。我当时就要求值日赶快把垃圾撮走,值日同学中有一个年龄最大的同学,他也许认为,你一个小小年纪的小小芝麻生活委员,尽敢对他发号施令,公然对我极其不满地进行侮辱,他气势凶凶动手打了我一个耳光。回忆起来,我小小年纪,就能以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已,我当时镇静得很,不与此人一般见识,我没有还手,也没有流泪,而是继续执行我的使命,一直督该同学把垃圾撮为止。

我的各科成绩在班上虽不是最好,但总是在上游之列。第五期,我的综合成绩是全班的第三名,在学期末的全校总结大会上,我受到了表彰奖励。

学校图馆的藏书很多,每个学生都有借书证,可以自由借阅。阅览室有各种报纸、刊物、连环画。我当时就是看连环画的常客。记得《水泊梁山》、《新儿女英雄传》的连环画,曾吸引着我每天都往阅览室跑,真有不一口气看完,誓不罢休的架势。

我们住校生,天天早晨都要出早操,先是做一套广播操,然后就在校内操场、或者在校外的公路上跑步。每天上午,课间活动还要做课间操。下午,上两节课后,有一节自习,然后就是课外活动。有时开展体育活动,有时开展文娱活动。开初还有老师指导我们活动。记得有一次马麟高老师把我们带进西山坪的山坡山,给我们讲了《王爷的耳朵是马耳朵》等好几个故事。

我很喜欢文体活动,无论是上体育课,还是作早操、课间操,或是参加课外活动,我都非常认真。到我初中毕业时,我已成为一个状小伙子了。这为我后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打下了基础。我有两次在全校的文娱晚会上表演节目,一次是在学校礼堂,同一个同学合演相声,内容是宣传注重清洁卫生。一次是在镇上的天上宫的舞台上,同一个同学合演双鐄和魔术。

学校的活动多种多样,晚自习第一节下课,各个班都要到操场上跳集体舞。

第一学期,学校组织我们背着背包,行军到龙宝山,吃住在龙宝山。以后还组织行军到射中,与射中同联欢,交流学习经验。我们班也曾组织到香山场去旅游。中学里的生活真是丰富多采。

第一学了期,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带上了红领巾。是一个有组织的人了,感到非常的光荣。红领巾是红五星的一角,我特别地珍惜它。每次洗衣服时,总是用最清洁的水, 首先洗好红领巾,然后再洗其他的衣服。在自已的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要真正表现出先锋少年的样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就积极地创造条件,争取达到作一个团员的条件。我们班的张瑞兰同学就是我们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到第五学期,即一九五四年的上学期,在我已经十六周岁后,张瑞兰和本班的赵本权同学介绍我由少年先锋队员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新生进校都要进行身体检查,我被查出患有支气管炎,安排寝室时,就要我去住病号隔离室。作为新生,当然只得听从学校的安排。我当时却没有生病的感觉,但从此对于作早操、上体育课、课外活动以及个人的清洁卫生等,几是与身体健康有关的活动,或者生活习惯,我都特别重视。我不甘于被大家视为病号,大约在一个多月后,我发现其他寝室有空着的床位,就私自从隔离室逃离出来了。以后就永远的同病号隔离室无缘了。

学生食堂的伙食办得非常好,三个学年中,粮食是不定量的,每天两餐干饭,一餐稀饭,都是用大木桶装出,任凭你吃个够。每天有两餐新鲜的菜肴。开初是每周一次牙祭,后来纠正了这种不科学的膳食方式,改成了天天都有一餐是荤素间有的。这种伙食,比起我在广兴小学读书时吃的老师伙食还要好些。一个在农村天天吃稀饭咸菜,一月两月才能吃上一回肉的孩子,吃这种伙食,一个月下来,面色就红润起来了,人就长得丰满起来了。同千千万万的广大农民孩子相比,深深地感觉到过上了当时最幸福的生活。

由于被丰富多采的学校生活所吸引,加之我自己确实太不懂事,没有想到二妈是多么地挂歉我,多么希望看到我,多么希望了解我的详细情况,竟然一个多月了,我都没有回家去向二妈请安,向二妈报告得到人民助学金的好消息。向二妈汇报自己在学校的详细情况。我更没有想到进学校时借小学老师的钱,还了没有。二妈实在是不放心,她老人家到学校来看我,问到我为何不回家,我真是无言以对。她告诉我,把家里的樟木板卖了,已经把借的钱还了。今天回忆起来,她老人家为了我的读书,为了还清借款,承受着多大的思想压力和经济压力啊。我当时为何就忘乎所以,以至愚蠢得想不到这些啊。

二妈为了我的读书,她就买双月猪仔来养,养成架架猪时,就卖掉,然后再买双月猪仔来养。从中获得的钱,就用来作我的学费,或者给我添制衣服。

有一次赵泽缓老师(他当时在县总工会工作)到武东乡了解盐工工会工作,他从我哥哥那儿了解到我已经在读金华中学了,他非常高兴,慷慨热情地对我和二妈说:“以后交学费有啥困难,来找我就是了。”从此,赵老师就成了我的又一个大恩大德的家长。从初中第二学期起,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每个学期的开学,总要去向赵老师要一些钱来作为进校要交的学费。

我的二姐夫于映华,解放前后都一直在教小学,他是一直供给我学费,帮助我读书的亲人。

后来,我到射中读高中后,会到了我读广兴小学时的校长杨光玺老师。他也非常高兴,知道我读书在经济上有困难,他也像赵泽缓老师一样,叫我有困难就去找他。可不,以后就期期都要去找他要钱做学费。

一贯坚持,并尽一切努力,要把我送到大学毕业的是我的哥哥汪俊。解放前,他在读射洪县盐业高中时,父亲不幸,生病早逝(尚不满五十岁)。当时,全家有婆婆、母亲、哥哥、嫂嫂、二姐、三姐、四妹、弟弟、还有个侄儿,加上我,一共十口人,突然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长子的哥哥,不得不选择了休学,从而撑起这个家。哥哥为父亲的丧事操劳后不久,又为二姐操办了体体面面的婚事。他自己去应聘作一个小学教师,还不就都是为了把我们弟兄姊妹抚养成人。

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成为汪氏家族中少有的一个大学生,一是有党和人民给予的最大关怀,是助学金把我从初中送到大学毕业的;二是有赵泽缓老师、杨光玺老师,对我的无私帮助、支持和鼓励;三是有汪天雯二姐和于映华二姐夫的大力资助和热情关怀;四是有母亲、二妈、哥哥、嫂嫂、三姐等等亲人,为了我的读书,从他们自身实际出发,想尽千方百计,为我的学习生活提供了最大的帮助。

早在我们入学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学校就根据上级的指示,宣布我们这一届的学制改革停止执行。不但一九五四年秋季不能毕业,读满三年后的一九五五年春季毕业后,因中小学都一律取消春季招生,我们毕业后还得回家等上半年,才能参加高中招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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