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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牯牛---汪伟的博客

水牯牛者,喜水而终生奉献于人之牛也。鄙人乐水,且尽职如牛,故以之为吾博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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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退休赋闲自由人,含饴弄孙乐天伦。家事国事天下事,匹夫有责与时进。 弹指键盘游网络,四海交友真诚心。观光旅游潇洒过,逍遥自在度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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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25 17:03:27|  分类: 7、语言文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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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辞讲座》

  汤炳正讲述汤序波整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汤炳正(1910-1998)先生是当代楚辞研究大家,生前出版的《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楚辞今注》都受到广泛的推崇。郭在贻教授在《楚辞要籍述评》中盛称《屈赋新探》中的论文“几乎每一篇都能提出新知独见,而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极富于说服力”,“无愧为楚辞研究中一座新的里程碑”(《郭在贻文集》第三卷565-566页)。本书正编凡十四讲:

  

  一、治学与学风

  二、《楚辞》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三、总论屈原

  四、屈原的作品

  五、《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

  六、屈原的生年月日

  七、屈原的才能和学识

  八、屈原的官职问题

  九、屈原流放的路线与沉江的年代

  十、屈原的政治理想

  十一、屈原的思想流派

  十二、屈原与爱国主义

  十三、《楚辞》成书的过程与版本概况

  十四、《楚辞》研究史述略及今后研究的展望

  

  另有副编,录《自述治学之甘苦》、《我与〈楚辞〉》等相关文字十二篇。作者青年时代立雪章门,最服膺太炎先生能熔文字资料的考证与事物规律的探索于一炉,“勇于独创而不离乎典据,立意新颖而不流于诡异”(《〈屈赋新探〉后记》),这也正是作者自己的治学追求与论著风格。作者的讲授,就内容而言是专题性的,专讲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够圆满的“老大难问题”,而不作事无巨细的概论;就方法而言是示例性的,并不是针对专门的楚辞研究者,而是针对一般的古典文学研习者的,所以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研究体会的传授,“对同学们作研究工作有一点启发”。各讲虽然通俗,其实都是以作者的精深研究成果作为依托的。如第一讲论及博览与专攻的问题,强调“在‘博’的基础上走向‘约’,又在‘约’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博’的范围”,告诫后学“既不要放松专攻方向,又要不断地扩大博览的范围”,也就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博约》篇中说的“博而不杂,约而不漏”。第十四讲论及治学宜点面结合,谓“点与面,是互相联系的。点是专精,面是博览。如果用古人的说法,就是‘约’与‘博’的关系。第一步是‘由博返约’,第二步是‘约中有博’。同学们在读了不少书的基础上选择专攻的方向,这是由博返约;但是不能在一个小圈子里转,在重点攻克某一点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断地扩大你的知识范围,一定要围绕论题努力地多读书。我对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广度的基础上集中,焦点进入深度,又在深度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和加强广度。”而在第二章《〈楚辞〉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中举及王力先生的《楚辞韵读》,先肯定王氏的古韵分部较诸清儒更为细致,继而指出:

  

  王力先生是当代语言学界的权威,对古音韵也下了很大的工夫。我对王先生的三十部的分法也基本同意。但是他作为语言学家,在《楚辞》的研究上不是那么深透的,所以出现了一些不应出现的错误。例如《九章·怀沙》有“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这样四句,在“乱曰”的后半部分。而《史记》中这四句则在“乱曰”的前半部分。王先生在归纳屈赋韵部时,仅仅因为这四句在《楚辞》与《史记》中个别字略有不同,就两次出现,并加注云:“据《史记》补。”其实前辈学者已经解决了《楚辞》和《史记》这四句的问题,认为是传本不同,他不应该重复抄录增补。这在《楚辞》研究中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但这种错误是不应该出现的。又例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洪兴祖的《楚辞考异》,后人写在《补注》本“补曰”之前,但不是王逸的话。而王力先生却数次引作王逸的话。这也是不应该出现的错误。这件事情启发了我们,读书做学问既要注意深度,又要注意广度。同学们不论研究先秦文学,还是唐宋文学、明清文学,都要注意这一点。

  

  泛泛谈论博约关系不难,但随文示之以这样富于启发性的实例,不是深造有得,是不克臻此的。由于这是演讲记录,有时还能从中看到作者不加掩饰的真性情。作者与日本学者如竹治贞夫等相互倾服,但对日本学者三泽玲尔利用他的名文《〈屈原列传〉理惑》来为屈原否定论张本则拂然作色。论文或被赞誉、或被否定,他都表现出宠辱不惊的风度;但面对这样的“蓄意栽赃”,终压不住火往上撞:

  

  日本学术界最近一两年来发表了几篇研究屈原与楚辞的文章,重复廖季平、胡适的观点,否定屈原的存在。他们利用《屈原列传》存在的矛盾,来否定屈原。其中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我的论点,说:“1962年,最近的学者汤炳正比较了《屈原列传》的正文和有关汉代的各种文献,指出《屈原列传》的大部分内容是后人增改的。”并以此作为否定屈原的证据。我真不明白,我的文章是力图搞清楚《屈原列传》存在的问题,而日本学术界却有人歪曲我的论点。我想,他们是没有读懂我的文章呢,还是各取所需?外国有的学者,他们治学的风气,我不是看不起,而是看不惯。他们研究中国文化,讲来讲去,中间总是隔着一层纸一样,甚至是隔着一层山。日本国收藏着中国唐宋不少宝贵的资料,对我们整理古籍是很有帮助的。《楚辞》研究的成果,也是突出的。但是日本有的学者做学问的方法,我却不敢领教。至于歪曲我的结论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更是不可取的。

  

  这是我们在其谨严不苟的其他论著中不易看到的——即使不说是本书特殊的魅力,至少称得上是本书显著的特点。

  

  《渊研楼屈学存稿》

  汤炳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04年版

  

  本书是作者晚年自编的文录,分三部分:一为《屈学答问》七十五题,二为《序跋荟存》三十六首,三为《书信拾遗》一O三通。作者自序云:

  

  我一生潜心于典籍者垂七十载,侧身于学林者且六十年。其间得失互见,冷暖自知,甘苦之言有不胜缕述者。而所有这些,又往往不可能见诸学术专著,反而时时流露于师生问答、零散序跋、朋辈信函之中。如果说这个集子还有些存在的价值,也许就在于这一点吧!

  

  可知其内容之丰富,足为《屈赋新探》、《楚辞类稿》的补充。《屈学答问》所涉甚广,既有“楚文化的‘内向’特征与中原一致”、“楚文化由北南下的历史事实与理论根据”这样的综合问题,也有“郭沫若释《山鬼》的‘於山’为‘巫山’,断章取义不足信”、“闻一多校《怀沙》的‘本迪’与‘卞迪’,主观臆断不足取”这样的具体问题(作者既推许郭沫若、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为现代楚辞研究四大家,但于四家之说也都有所商榷)。书信则是根据作者在来函的封面或笺背中留下的复信底稿录存的,通信对象众多,上至师母,下及门生,与作者年辈相若者有姜亮夫、潘景郑、王焕镳、王利器、王仲荦、朱季海、饶宗颐、王元化等,而“无关学术活动、不谈学术问题者,皆弃而不取”。自序又特别提及:

  

  为别人的书写序,我是三十年代就开始了。但久而久之,渐知写序之难。为古书写序,可以任意发挥,瑕瑜并陈。而为今人写序,则不得不“成人之美”,始不负作者的雅望。后来我才发明了个折中办法,即书稿中如有不当之处,我虽不见诸序文,而必附见于信函,提供作者做修改时的参考。集子里所收的《序跋荟存》,有不少这样的文字。

  

  书中果然可见这样的实例,如为黄灵庚教授《离骚校诂》所作序言称:

  

  黄君的《校诂》稿本,有未精审处,另函商榷,但其中释“固世俗之工巧”的“工巧”为“工匠”,释“解佩以结言”的“结言”为“介言”,释“吾令蹇修以为理”的“蹇修”为“周”,等等,皆饶有新义,自成一家之言。这显然是新的时代条件加上个人勤奋所取得的成果。这里所说新的时代条件,主要是指:我们所继承的屈学遗产比前人更丰富,我们所看到的文化资料,多为前人所未及见,我们所掌握的校勘训诂方法,亦有新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比前人确实占了不少便宜。对此,我个人是深有感受的。例如近年新出土的先秦典籍,尤其是战国楚简帛,从字形到文义,对于训释屈赋,确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应当利用新时代提供给我们的新条件,对屈赋多认定几个字,多讲通几句话,为屈赋的翻译工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对此愿与黄君共勉之!

  

  而其中提到的与黄氏有所商榷的“另函”,亦被录入了本书:

  

  首先,大著名《离骚校诂》,但“校”的部分,弱了一点,如敦煌古写本《楚辞音》残卷、日本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等皆很重要,似乎未见引用。又如1667页引王逸注:“言士民所以变直为曲者”句,谓“今本皆讹作‘变曲为直者’,特正之”。但今传芙蓉馆以下诸本,并不误,不当谓“皆讹”。

  其次,驳斥旧说,失之=粗率,例如1428页,引郭沫若“字读纳告反”,实乃上承“”字作音,非为“告”字作音。而你却说:“告非音纳告反,郭说失之”。又如1450页,引姜亮夫以“雎鸠”说“雄鸠”,此乃以义喻求女,非以音证通假,而你说:“雄雎古不通用,雄鸠非雎鸠也。”驳语不对题。

  

  其下复又举例,说明“其他草率谬误尚多,皆应修改纠正”,要求作者“通体自检一道,除纠误外,字数可压缩一半,以求精确简练”。对后学不捧杀,不骂杀,既对其勤奋向学、有所发明勉励有加,又对其鲁莽灭裂、自以为是直言无隐,凡此都体现了前辈真正的学者风范。

  本书出版已在作者谢世多年之后,校勘不精,颇有误字。又据熊良智教授所撰后记,谓“此集原名‘文录’,今题‘屈学存稿’,是为了突出其主要内容与特色”。今按本书十之八九,固皆关涉屈学,然亦间有另类,署为“文录”,笼统如称五谷杂粮,自可无所不包;径题屈学存稿,则序跋中《〈千家诗新编〉序》、《〈论章太炎〉序》、《跋太炎先生〈遗嘱〉》、《旧校本〈顾亭林诗文集〉跋》、《〈语言之起源〉补记》、《题刘伯骏先生画册》以及书信中《致〈东方文化〉的一封公开信——在汉字讨论中所想到的》之类,就沦为纯白米饭中刺目的砂粒了。

《文景》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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